春明梦录
清·何刚德
●序言
余曩有课孙草之作，意虽不专属课孙，而究限于范围。举凡世事之推迁，人情之变幻，语焉殊未及详。回忆七十年来，身世所经历，耳目所接触，几如云烟过眼，渺然而无可捉拿。夜窗默坐，影事上心，偶得一鳞半爪，辄琐琐记之，留示家人。自丁巳迄去秋，裒然成帙。退居无事，略加编次，分为《春明梦录》、《郡斋影事》、《西江赘语》、《客座偶谈》、《家园旧话》五种。录而存之，祗自成为一家言，本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嗣友人以《春明》一录，可以存掌故而补遗佚，怂恿付梓。因复加刊削，属诸手民。非敢言问世也，亦藉以志世变已耳。壬戍冬日，平斋识。
●卷上
京师为首善之区，钟虡所在，观听肃焉。时值承平，纪纲未弛，大臣老成持重，尽有正色立朝之风；百僚庶司，不失同寅协恭之雅。即朋簪投洽，亦每以道义相规；文酒过从，依然风流儒雅。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，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。余于丁丑观政铨曹，躬逢其盛，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。不数年，法越构衅，党派渐歧，乃激成甲午中东之战。战后余即出京，然其时风气稍移，而大防尚未溃决也。讵知党祸萌芽，潜滋暗长，戊戌政变，庚子拳乱，相逼而起。洎丙午重复到京，世事已大异昔时矣。回首春明，重温旧梦，不禁百端交集已。
余以丁丑会试成进士。房考为翰林院编修广东吕冕士师（绍端），座师为大学士吉林宝文靖师（鋆），号佩蘅，吏部尚书河南毛文达师（昶熙），号旭初，礼部侍郎浙江钱湘吟师（宝廉），阁学宗室昆文恪师（冈），号筱峰。吕师、毛师于余戊寅回京时，即不及见。阅数年，钱师亦终于吏部侍郎任内。照例赐祭，余在其教场五条胡同寓所，见世兄干臣总揆（能训）出迎天使，时方数龄也。宝师、昆师则相从最久焉。
余乡榜中式，系在丙子恩科。房考为陕西时铭三师（永新），主考为钱塘孙于授侍郎师（诒经），副考为无锡王莘锄比部师縡。时师后以引见到京，目力极差，余适在部，为之加意照料。事妥出京，旋即作古。王师文名甚盛，门下尤多知名。丁丑夏间，丁忧回籍，亦旋即去世。孙师即慕韩总揆之尊人，在户部侍郎任内，因惩办部吏史松泉事，为同官所挤，退出毓庆宫，留侍郎本任，意殊不怿，不久亦终于位。师讲理学，待人仁厚，光霁可亲。慕韩与其弟慕蘧二难竞爽，知其发迹之有自来也。
余五应童子试。乙亥岁，始受知于阁学广东冯展云师（誉骥），师书法名重一时，衡文重手法，其规矩较路闰生之仁在堂为精。师在京时，仅谒晤两次，风裁清峻，面瘦而须稀，颇与李太白画像相似。旋任陕抚，不数时即被议免职，然无大过也。
余榜下到吏部，分考功司兼验封司行走。吏部分文选、考功、稽勋、验封四司。文选司掌文官铨选；考功司掌文官议处，而京察大计亦属焉；稽勋司掌文官丁忧更名；验封司掌文官封典及恤典。四司之中，以文选、考功为两大司，选不兼功，功不兼选；其余勋、封两司，随便可兼也。每届京察，吏部一等六员，而汉人居其二，循例以文选、考功两掌印得之。掌印例用实缺郎中员外郎。余到部十一年未补主事，即代理司务厅及验封司掌印。光绪十七年，补文选司主事，升考功司员外，实授验封司掌印。十九年，升验封司郎中，调充考功司掌印。计自榜后告假，即于戊寅秋销假，迨甲午春得一等实历，俸十七年中无一日间断。然视他部之淹滞至二十余年者，已为优胜矣。
余官京师时，召见三次，皆在乾清宫。时德宗正亲政也。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记名。见时只问籍贯履历，无多语。第二次因郎中俸满截取。见时问在何司当差，对曰：“在考功司掌印。”又问：“考功司有几案未覆奏？”对曰：“只有广东南海县潘泰谦议处一案；不日即当覆奏。”问：“潘泰谦议何处分？”对曰：“革职处分。”问：“何以须革职？”对曰：“此次参案，外头俱已洗刷干净，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结。部例无才具平庸作何议处专条，惟查佐杂人员俸满甄别例，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。佐杂才具平庸，尚应斥革，知县为正印官，如果才具平庸，自难轻减。拟即比例议处。”随后即略问数语而退。第三次因简放建昌府谢恩。见时先问籍贯履历，后问在何衙门当差，随问随对，对毕便言：“汝去江西，好好安养百姓。”遂点头而退。迨服满进京，简放苏州遗缺府，则孝钦太后重复临朝。谢恩时在颐和园，召见在宫。见时，御座在宫之西间屋南窗炕上，向北。在园时，御座则在殿厅屋东壁，向西。孝钦太后与德宗同坐一炕，太后偏南，皇上偏北。行礼毕，趋案之西北隅，侧向太后跪。隔数分钟，喘息稍定，始发问，盖宫廷体恤之意然也。开首问籍贯，后问福建民教情形，又问矿务能否发达，旋又问在江西几年，江西各府情形如何；并追问当日拳乱，地方如何被扰，后来如何结束？滔滔数百言，俱一一奏对毕，旋叹息言曰：“中国自海禁大开，交涉时常棘手。庚子之役，予误听人言，弄成今日局面，后悔无及。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，闹出乱来，今则一昧媚外，又未免太过了。时事艰难极矣！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，无过不及，才能挽此危局。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，予看汝在外多年，事理亦很明白，好好去做便是。”又言：“皇帝有话说否？”德宗只说：“汝可下去。”遂退出。余先后召对四次，经历情形如此。在京时，便微闻两宫有隔阂之说。到苏后，谣言日益歧，更有轩轾已甚之语。今者玉步已改，无可忌讳，而吾身亲见之事，尽有可资印证者。叙其大略如右，不敢赘一辞也。
咸丰之末，文宗出狩热河。时端华、肃顺窃政柄，欲辇京仓米输热。宝师适贰户部，以根本不宜摇动，力持不可。得旨宝某著即处斩。嗣文宗宾天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乃改以五品衔署户部侍郎。旋即大用，与恭忠亲王、文文忠公（祥）同心夹辅，蔚成中兴，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。洎甲申越南之役，朝士以枢臣失职，交章弹劾，遂以礼亲王出代恭邸，而宝师遂与同直诸公同时出军机矣。
宝师尝告余曰：“汝同乡陈伯潜参崇礼曰：‘识字无多，习气甚重。’谓不应任以礼部尚书也。渠特未知崇礼来历耳。当洋兵之毁圆明园也，两宫以列祖列宗圣容为重，有旨命我往视。及到园，满地灰烬，村无居人。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独守官舍，我询以洋兵踪迹及连日蹂躏情形，相对而泣。旋告以来意，假以从骑，同往各处寻觅。二人奔驰十余里，见圣容散佚地上，残破不堪，惊惶无措，崇礼乃泣言曰：‘圣容毁坏至此，即检拾亦不能全。若举以覆命，不特徒增国耻，且益伤圣心。以苑丞愚见，不如归之火化，较为得体。’我以其言甚中肯，乃嘱其寻觅稻草举火，跪地位而焚之。归以遍寻不见覆奏。自是我甚重其人，遂由苑丞渐渐升到郎中。二十余年，循资按格，得一尚书，似不为过。今谓其识字无多，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？但事理之明白与否，自又当别论也。”
宝师出军机。逾数时，两宫谒陵归，军机大臣五人，各赏穿黄马褂。次日，师告余曰：“昨日上谕看见否？汝以为何如？”余曰：“未免太滥。”师曰：“兰州克复之日，捷报至，穆宗召见军机，各赏穿黄马褂。是日恭邸请假，我领班见，辞曰：‘黄马褂，所以赏战功也；军机大臣只是承旨书谕耳，何敢冒赏！’穆宗曰：‘兰州克复，算是十八省一律肃清，我实在欢喜。军机不为无功，汝不必客气。’固辞不获，乃奏曰：‘奕訢（恭王名）今日未上来，俟他明日上来再定。’卒未奉诏。次日，恭邸销假，遂将此事化去。他们随扈谒陵，仅往返数日耳，膺此懋赏，未免太便宜了。”师此言虽不免有牢骚意，然亦足见先后进固不相及也。
洋兵毁圆明园后，英使巴夏礼入京议和，在礼部设宴。宝师时为军机，躬与其役。余见其与醇邸唱和感旧，诗中有“剑戟如林免胄趋”一语，可见城下乞盟，备受屈辱。证以当日译署照会，肆意谩骂，其狼狈情形，可想而知。余阅诗后，略询究竟，师笑而不答，旋以谑语了之。
宝师休致后，醇邸遇有大政，必相询问，时时馈送食物。有一日，送蜜桃及西山毛菰两种。余适在座，宝师分一半相赠。毛菰形大如灵芝，煮而食之，味荤如鲍鱼，遍求诸都市，不能再得也。宝师系丁酉拔贡，余认为年伯。师最重年谊，故待余为尤厚。退休后，余时常往候，月必数至。慨谈时局，追寻往事，余心领意会，所得殊多。师家居八年，疾革并不甚剧。易箦时，红光满面，洵善终也。
宝师一日将散值时，先往出恭。恭王待之久，及见面，嘲之曰：“往何处撇宝去？”（撇宝二字，京中谑语也）。师曰：“那里，是出恭。”恭与宝二字，针锋相对也。又一日，恭邸自太庙出，指庙碑下赑𠫍，谓宝师曰：“汝看这个宝贝。”师号佩蘅，“贝、佩”二字，音相似也。师应之曰：“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。”此可谓善戏谑矣。盖当时枢臣见面闲谈，多杂以谑语，意恐一涉正事，转致漏泄机要，殆古人不言温室树意欤。
清室诸王，以恭邸为最贤明。虽平日有好货之名，然必满员之得优缺，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，始有收受，闻其界限极为分明。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，师曰：“恭邸聪明，却不可及；但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阿保之手，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。事遇疑难时，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。”此等微词，特于深谈时偶一及之，不能多得也。
恭邸仪表甚伟，颇有隆准之意。余素未与周旋。简建昌时，渠适在军机，例应往谒。见面行礼不还，然却送茶坐炕，请升朝珠，甚为客气。叙谈颇久，人甚明亮，惟送客不出房门耳。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，见客便坐独炕矣。
光绪初年，翰林渐拥挤，而简放学政试差，军机大臣偏重门生，不无可议。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，遂因法越开衅，归罪枢臣，交章指斥朝政，人目为之清流。宝师尝对余言：“天下事言易行难，局外不知局中之苦，徒挟其虚侨之气，苛以责人，于事何益？”然清流后亦陆续放差，似有美珠箝口之意，旁观多窃议之。究其弹劾贪佞，淘汰衰庸，多称人意，不得谓清流之不胜浊流也。嗣后法事愈亟，乃简弢老为南洋会办，吴清卿为北洋会办，张幼樵会办福建军务，意谓坐言者必使之起而行也。谁知用违其才，其何能淑？南洋有曾忠襄（国荃），北洋有李文忠，不受牵制，赖以维持。而福建何小？宋制军（璟）魄力薄弱，遇事推让，遂至马江一战，全军歼焉，张被劾落职。广西兵败，弢老因前保唐炯、徐延旭二人，照滥保匪人例，降五级调用，而清流之气衰矣。
清流之起也，或云李文正与同直意见不合，恭邸不无左右袒，势孤无援，清流从而赞助之。虽未显露水火痕迹，而恭邸则以勋旧懿亲，卒因之罢退，不得谓非清流战胜也。
恭邸之出军机也，先朝派往东陵，恭代清明节祭典，此差本闲散王公之事，特派恭邸，大家即疑其有异。旋孝钦太后召见醇邸，议于九公主府，拟定上谕，贬斥枢臣，而以礼亲王（世铎）代恭邸领班。军国大事，醇邸一同参预，长白额小山尚书（勒和布）、朝邑阎文介（敬铭）、南皮张文达（之万）、济宁孙文恪（毓汶），遂入直焉。孙时为侍郎，上谕之稿，即其所拟也。恭邸未回京，忽然发表，耳目一新，不可谓非孝钦太后之果决也。恭邸退居十年，直至中东战后，始复入军机，盖元气已大伤矣。余出京不数年，而恭邸薨逝。戊戌政变，庚子拳乱，皆未与其事，不得谓非以令名终也。
恭邸与宝师同患难而赞成中兴，后亦同日被谴，交情自属较厚。宝师薨，诏入祀京师贤良祠，诚异数也。进主之日，余获观盛典。主未入祠时，恭邸即先往看视祭器祭品，示厚意也。未行礼而遂不见，余怪问满人，则对曰：“皇子于廷臣，不能行跪拜礼。”其来也重交情，其去也重体制，盖两得其道焉。
醇王旧邸，即德宗诞生之地，例名为潜邸。醇王薨，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，犹世宗潜邸，今改为雍和宫也。余时派往查估工程，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，铺满于地，俭德殊不可及。后来亲贵非常骄奢，不数年便覆败。可见祖宗世业，守之难而失之易也。
孝贞太后大事出殡之日，余入东华门观礼，前导无甚排场，銮舆卫伞扇之外，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，分队前行。中夹以衣架脸盆架，错杂其中。其余金银锞纸扎等等，陆续而至，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，但品制不同耳。须臾，见梓宫自景运门出，而上杠与寻常棺椁亦无大异，惟和头作文点式，远望似黄色绣罩。正在趋前审视间，忽闻有一人喝“站住”一声，谛视之，则恭邸也。而德宗即随之而至，头戴白草笠，穿白袍青布靴。其时随从及观礼者几千百人，一切缟衣，上下无能区别。惟闻皇上缟素，靴用青布，王公亲支稍杀之，余皆不能用布。此所以示别也。梓宫出城暂安，殡宫名曰暂安殿，派王公轮班上祭，定期下葬，则谓之曰永远奉安。当日体制何等隆重！戊申两宫崩逝，余在苏州，即不及见。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，辛亥后始行奉安。闻当时梓宫由火车行，则往事不堪回首矣。
咸丰辛酉，洋兵烧毁圆明园，京师震动。文宗在热河崩逝。时孝钦太后方二十八岁也，端华、肃顺意存不轨，醇邸奉懿旨捕肃顺于客邸。天时极早，屋门尚闭，醇邸捶门呼曰：“有旨意！”内即应曰：“若是母旨意，我却不受！”乃破扉入，擒而治之。于是梓宫回京，穆宗遂承大统，两宫垂帘听政。此虽恭邸与诸王大臣翊赞之力，然遇事皆取懿旨进止，不得谓毫无主持也。但孝钦太后精明虽胜于孝贞太后，而甫经听政，诸事究未娴熟，故当曾文正功成入觐之日，召对问答，不过敷衍数语而已。文正集中所载，自非虚语。嗣后历四十余年之世变，备尝艰险，体悉下情。余在宝师处熟闻。其召对情形，早有所知，故余甲午放苏州时，召见侃侃而谈。其英明处，不能不令人钦服。惟平日在宫中驭下过严，且性喜游观。如重修颐和园一事，宝师谈次，亦颇有微词。且自西幸回銮后，因宫中旧物半多散失，不免喜受贡献，虽系晚景无聊，究不免盛德之累。然其四十余年，支持危局之功，不能以一二事掩也。
德宗大婚之次年，孝钦太后率宫眷赴东陵祭扫，仍名曰“打围”，盖清以骑射得天下，不忘用武意也。吏部例应随扈，而余从焉。京距陵二百四十里，沿途铲平民田，筑成御道，遇水成桥，其平如砥。而另有便道便桥，则供随扈者往来。每日两尖站一宿站，到处旧有行宫，规模具备。而随扈者每站必须先行，以备站班接驾。百姓遮道跪迎，若站班则不必跪。驾之将至，必有一骑口呼“二里”二字，谓驾距此只二里也。呼“二里”后，大家必须在帐棚前鹄立迎候；驾过后，即须拔棚先走。其下站迎候之例亦如之。在路上，只住帐棚，皆席麦地而寝。到陵后，各觅一土屋歇宿；若无土屋，则仍住帐棚。陵之行宫在山上，宫墙外人持一灯，密如繁星。宫外距里许，则营棚缭绕。缘山上下约数里，其明如画，洵大观也。驻陵两日，礼毕即还京。沿途宫女买花篮及食物，与寻常妇女出游毫无所异。车驾来往，任人纵观。不设警跸，与寻常大官出门亦无以异。古称翠华巡幸，不知何等郑重，其实亲历其境，所见度不过如是也。陵在直隶地面，而以直隶总督为地方官，犹督抚出巡，而以州县办差也。故谒陵先期，直督必到京请驾，沿途随行，沿站迎接。犹忆到陵之日，圣驾未到，李文忠即至宫门口候迎，立在宫门近处，伯亲王（彦讷谟诂）竟以手麾之使下，意谓此系王公站立之所，非地方官所得僭也，文忠即逡巡而退，规矩何等严肃。及德宗车到，驾辕一骡，高与人齐，为生平所未见。余从旁观之，口占一诗云：“上相长身（文忠身极高，余并不矮，然与之并立，才及其肩耳。）请驾来，骅骝道路一鞭开。人中称杰马称骏，等是天家首选才。”盖纪实也。驾到后，大家一哄而散，文忠亦乘舆返寓。隆裕皇后后至，文忠路与之遇，并不下舆。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，倬云曰：“臣妾一体。皇后特妾耳，大臣无避道之礼。”殆亦满州重女轻妇之故欤。
清廷家法，驭太监极严，稍有劣迹，即予杖毙。德宗亲政时，喜用一太监，文姓，系直隶秀才。面目清秀，而气焰颇盛，日捧摺盒，进出军机处。余进内时，常遇见之。乃不两月，为慈宫所知，立即摈斥，或云其毙于杖下。都下盛传李莲英即皮小李，为孝钦太后所信用。醇邸巡视北洋，派往伺候，人即以监军目之。然余自充掌印后，因公事出入宫门，月必数日，七八年间，未曾见其一面。大概内府满员知其为慈宫所喜，与之联络，渐起招摇，事所不免。若谓部院大臣公然与之往来通声气，则吾不能以毫无印证之事，随声附和也。且宫内四十八处总管，各管宫殿一处，形容枯槁，衣服蓝缕，个个与穷寡妇无异。余进宫查勘工程，该总管等开门引导，必恭必敬。其伺候御前者，虽不能与此比例，然其数闻甚有限，且与廷臣势实隔绝，无从接洽。犹忆屡次召见时，在丹陛下板屋内小坐，太监端茶点火吹烟，备极恭顺，赏以京票四千，便似欢喜过望。余出京后，渐有招权纳贿之风说，而余终不深信。即如二次进京，事隔十二年，所见亦不过如是。吾岂屑为若辈讳哉，亦以疏逖小臣，无嫌可避，特纪其实耳。
余勘估宫中工程，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，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，未见有特别厨房。其余殿宇甚多，无一不供佛者。其最高之楼，名曰普明圆觉，上层皆供佛像。登楼而望四面，只见黄琉璃瓦而已。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，俗传皇上大婚住处。意以为中必有御床也，乃窥其中间，仍是高供一佛。且殿内窗槛纸皆向外而糊，与关外民房同，殆不忘土风欤。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，盖宫人食料，固以是为常品也。宫人之不得意者，多自制荷包，令太监售之于外，每套得银四两，其针黹极精致。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，一律穿红布衫，以月白缎镶边，余随扈东陵时，曾亲见之。可见宫禁之中，崇尚节俭，不似人间富贵家也。
德宗之初亲政也，内务府大臣立山新署户部侍郎，因皇上畏冷，造一片玻璃窗，装于殿门。太后闻之大怒，召而告之曰：“文宗晚年患咳嗽，亦极畏冷，遇着引见时，以貂皮煨在膝上，何等耐苦！皇上年少，何至怕冷如此？况祖宗体制极严，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，成何样子！汝谄事皇上，胆大妄为。汝今为廷臣（谓署侍郎），非奴才可比（内务府谓为世仆），我不能打汝。然违背祖制，汝自问该得何罪？”渠乃磕头如捣蒜，求恕死罪。后将玻璃窗撤去，而事始寝。
余初次召见，麟芝庵中堂告余曰：“太后限皇上，召见一次，奏对至少须以十分钟为度。然皇上口吃，不能多言。汝上去，遇皇上发问后，即可洋洋洒洒，畅所欲言。敷衍十分钟，便可下来，不必过于拘谨。”后验之果然。凡召对时，一殿之内，只有御案一座，绝无侍从一人。殿前太监遇掀帘送入，后即避往他处，俟召见之人掀帘出门，始由对面赶来。盖宫中规矩极严，绝无耳属于垣之事。召对之人，如何称旨不称旨，及如何奇形怪状，他人皆不与闻与见也。
内务府之职，如衙门之有庶务，即俗所谓账房也。账房有折扣有花账，已处处有弊，而内务府更有百倍于此者。尝闻宣宗极崇俭德，平常穿湖绉，裤腿膝上穿破一块，不肯再做，命内务府补之，开账三千两。宣宗怒其贵，严诘之。渠对曰：“皇上所穿裤腿，系属有花湖绉。翦过几百疋，鲜有花头恰合者，是以如是其贵。”后来不知如何结束。推之他事，可想而知。德宗在书房，曾与翁文恭师傅闲谈，便问师傅：“早起进内吃何点心？”翁对曰：“每早吃三个果子（即鸡蛋包）。”德宗曰：“师傅每早点心，要用九两银子了！”盖御膳房报帐，一个鸡蛋须三两银也。孝钦太后生长寒门，民间琐事，无不周知，而内府蒙蔽尚且如此。甚矣，积重之难返也。
孝钦系宫中册立，本不能以常礼待恭邸。且自热河还京，患难与共，渐底承平，故对恭邸不能无畏惮意，即宝师与文文忠诸老臣，亦不能颐指而气使之。时颐和园大兴土木，舆论嚣然。宝师曾对余叹曰：“太后当时尚想巡幸五台山，赖我们诸人劝谏而止。否则，南巡之役，未必不见于今日。”只此数言，言外固有无限感慨也。
孝钦晚年喜学画，召南缪太太入宫。又喜闻外国风俗，召裕庚留学德国之女入宫。然不久均即放出，却无干政之嫌。嗣因国际关系，延外国公使夫人进宫游宴，而俄使夫人称道程德全遇变抗节之美，程遂由同知不次而擢黑龙江巡抚。程抚苏时，意尚以亲俄自豪焉。甲申以后，宫中颇自由，盖慈宫敬惮醇邸，逊于恭邸也。即如广召优伶入宫唱戏，亦以甲申之后为盛。此虽小节，却煞有关系也。
穆宗之崩，未有皇子。而文宗位下，当时亦未有皇孙。若欲立子继统，则必须求之宣宗位下之曾孙，孝钦自有所不欲，乃权以德宗为继。德宗为醇王福晋所生，福晋即孝钦之胞妹也。改元曰光绪，意谓缵道光之绪也。当时廷臣尚无间言，而于穆宗如何立嗣固未议及也。惠陵奉安之日，吏部主事吴柳堂前辈（可读）乃自请往行礼。事毕，住在蓟州小庙，缮一奏摺，作绝笔诗一首。摺内只记有“今者惠陵永閟，帝后同归，既无委裘植腹之男，又乏慰情胜无之女”数语。其大意则指太后不为穆宗立子，是使穆宗绝嗣为不当。其诗云：“回头六十八年中，往事空谈爱与忠。抔土已成黄帝鼎，前星犹祝紫微宫。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欲识孤臣恋恩处，五更风雨蓟门东。”州官驰报，全城哄动。朝旨乃下廷议，随即降旨，谓：德宗所生之子，即承继穆宗为嗣；当初本是此意，今既有此奏，著即明白宣布。此事遂因之结束。其时清流竞以气节相高，乃鸠赀立祠私祀之。当修祠时，陈芸敏侍御（琇莹）告余曰：“我拟送他一联，曰：‘二三豪俊为时出，七十老翁何所求。’余应之曰：“吴柳堂以庶吉士散馆，铨选主事到吏部，人尚朴诚。迟暮伤心，思欲树一节以表见，自亦恒情。烈士殉名，既以身殉，何必不予以名？”渠曰：“死者固可原，生者亦未免太好事了。”盖其意不甚附会清流，而以建祠为无谓也。
清宫相传，有一宫史，饮食有一定笾俎，起居有一定时刻，毫发不苟；若驻三海，驻圆明园，则不拘泥。故从前帝后皆以驻宫为苦，夏令必驻三海，托名避暑也。孝钦垂帘十余年，后以大难削平，渐思逸乐。痛圆明园之毁于洋兵，乃于圆明园左近，修理一颐和园。大吏颇有贡献，且闻有拨海军开办费以济之者。当日言官交章谏阻，持之太蹙，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结果。徐荫轩相国尝谓余言：“此事之成，阎丹初不能无罪。渠自命能理财，将库平减成发给（库平改为京平，百两可省六两，谓之减平），年可省数百万，致长朝廷侈心。”防微杜渐，春秋责备贤者，不得谓此论之未允也。阎朴而近矫，徐正而近迂，然其正色立朝，毅然不可犯，及今思之，不得谓非老成典型也。
甲午之前，李文忠奏海军成立，谓东南滨海七省，海疆可资屏蔽，语意不无铺张。朝廷乃派醇邸，前往天津阅看，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，意在慎重海防。所派随侍，亦系尊重懿亲之意。到津后，北洋大臣照阅兵王大臣例办差。阅兵时，李莲英只在后伺候王爷，亦未为总管设坐。乃言官纷纷上摺，谓阉人监军，恐蹈前朝覆辙。杜渐防微，言之亦自成理。谁知中东事起，主战者乃执李文忠前奏，逼其一试。而赔款割地之祸，发端于此矣。
甲午六月，德宗万寿，赐宴太和殿，每部司官两员，余与溥倬云与焉。宴列于丹陛，接连及殿下东西。两人一筵，席地而坐。筵用几，几上数层饽饽，加以果品一层，上加整羊腿一盘。有乳茶有酒（酒系光禄寺良酝署所造）。赞礼者在殿陛上，赞跪则皆起而跪，跪毕仍坐。行酒者为光禄寺署正。酒微甜，与常味不同。宴惟水果可食，饽饽及余果，可取交从者带回。赤日行天，朝衣冠，盘膝坐，且旋起旋跪，汗流浃背；然却许从者在背后挥扇。历时两点钟之久，行礼作乐，唱喜起，舞歌备极整肃。宴之次日，赏福字、三镶如意、磁碗磁盘、袍褂料、帽纬、白绫飘带八色。恭逢盛典，渥荷殊恩，今日思之，如隔世矣。宴之坐次，自王公大臣在丹陛上，各官各按宪纲，递为坐次。西边末坐，则为朝鲜使臣宴席。朝使圆领大袖，手执牙笏，尤为恭顺。中东战后，朝为日并，殿廷上不复见朝鲜衣冠矣。
甲午十月初十日，为孝钦太后六旬圣寿。先期即设庆典处，筹备典礼，备极隆重。故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，德宗万寿，有大开筵宴之举，亦为是点缀也。其时中东和议决裂，筵宴之日，摩天岭即有开战之说。大家议论，谓甲子三旬万寿，其时甫经垂帘，且大难未尽平，自无庆典可言。甲戌四旬万寿，即穆宗崩逝之年。甲申五旬万寿，亦因中法开战之役，均未及举办。今年又遇中东战事。可见太后办万寿，实有不利。然事已举行，各省祝嘏者亦纷纷进京，只可勉强成礼。届期太后出宫，坐六十四人所抬人辇，路过各处，均各有点景，结彩燃灯，陈设甚美。辇如佛龛形，扶辇之銮仪校皆穿五彩衣。辇行甚缓，德宗步行前导；前又有王公二人，手各持如意一柄，俯首退后引行（凡典礼所派，前引对引大臣，皆退后行，不敢背面相向）。整齐严肃，颇称一时之盛。然人心不定，亦只粉饰升平，敷衍了事而已。
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，颇见信用。有一日，德宗因慈寿要送礼，乃告庆宽曰：“我要送太后寿礼，汝为我备之。”庆乃打四个金镯式样呈进，谓：“皇上要送老佛爷（清宫信佛，内府称太后曰老佛爷）寿礼，四个镯样，请旨要那样，即打那样。”太后曰：“我四个都要。”庆举以回奏。德宗问：“四镯须价多少？”庆曰：“值四万。”德宗曰：“岂不是要抄我家了！”（传闻德宗私蓄四万，存在后门钱铺生息。今言抄家，与此语似相印。）此一事也。庆宽办理太后六旬万寿庆典，设有庆典处，所有应用器物，均由其包揽，殆尽抬价居奇，从中取利。且其气焰咄咄逼人，旗人多忌之。嗣有满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，举动不轨，及诬其身家不清等事。奉旨派敬侍郎（信）查办，余与溥倬云充承审司员。德宗召见敬侍郎，必欲置之死罪。累日查无实据，我告侍郎曰：“查办必须情真罪当，不能杀人媚人。”过几日，上又召侍郎曰：“汝言庆宽无罪，吾不疑汝，难道汝之司员尽靠得住耶？”侍郎曰：“臣所派司员二人，均系京察一等记名之人，何能信不过他？”德宗又曰：“他果无罪，难道算不得他违制耶？”侍郎出告余，余曰：“违制例应革职。若办到革职尚可，余外则不能奉诏。”后乃举其门口设下马石，谓非郎中家所应有，作为违制，照例革职覆奏。摺久不下，旋军机张文达出来画稿，余密问之，张曰：“不要作声，顷已派中堂前往抄家矣！”抄数日，得银三千余两，他无违禁之物，而庆宽遂以落职了案。后太后重复训政，庆宽不知如何作用，又部选江西盐法道。此又一事也。大概清宫家法极严，太后待德宗不少假借，而{曰}御之徒伺候意旨，播弄是非，不免积成嫌隙。观上列两事，所谓两宫不和，固不无影响，然其确实可指者，亦只德宗要重办庆宽数语而已。其余则得之传闻，究亦迷离惝恍，不可捉拿也。
中东之役，翁文恭独主战，诸名士实怂恿之，盖狃于拘获大院君已事，不肯让步；且以海军可恃，疑李文忠为卖国。然文忠揣势量力，心知其不可战，而口不能言。虽严旨督责，褫去黄马褂，拔去三眼花翎，而终屹然不动。朝士固甚喧嚣，而群帅贪功，亦跃跃欲试。吴清卿自请出关，乃雅歌投壶，风流自赏，未战而兵溃。日兵步步深入，海军又歼于刘公岛。丧师辱国，十倍甲申。甲申虽迭遭败衅，而谅山一战，法兵亦被重创，马江战舰虽亡，而法大将孤拔，闻亦为炮台流炮所毙。议和时，故未及赔款也。此役海陆两军俱败，李文忠亲到马关议和，几为日人主战党所狙击。裹疮定约，赔款二万万；割台湾及金、复、海、盖四州县。后因俄、德、法三国仗义执言，以日本系岛国，不能占腹地，而金、复、海、盖始复为我有，辱孰甚焉。自是而德租胶州湾，英租威海卫，俄租辽东半岛，法租广州湾，不数年间，相继而起，盖列国亦狃于均势之局，几成瓜分，虽不与此役相属，何非此役阶之历耶！
中东之战，日兵直逼奉天。警报时至，京师震动。朝士之主战者，纷纷搬眷出京。余以实缺一等人员，无弃职舍去之理；老母亦意在持重。同乡多视余家眷行否为进止。时南皮张文达管部，并兼军机。余于画诺之余，密探消息，文达微有指示，余遂决计不动。旋和议成而心安。当时实亦冒险也。
甲申时之清流，甲午时之名士，皆翰苑高才也。论者谓当时军机大臣若能收罗之，则群才不生怨望，未有不安然就范者，何至激成中法、中东之战哉。人或疑此言为锻炼周内，不知履霜坚冰，天下事固有发端甚微，而贻祸至不可测者。君子所以贵知几也。
甲申之役，推倒军机，实即革命之导火线，而皆翰林院之人为之也。戊戌政变，则以进士举人为之。范围愈广，则变象愈亟。噫，其殆有天意欤。
庚子拳匪乱后，厉行新政，拟将中国旧法，逐渐变更。至丙午之夏，袁项城以直督入觐。时余正入京候简。端午桥以闽浙总督留京不行，待袁来共议立宪，费尽营谋，改授两江总督。盖是时中国始发见“立宪”二字也。
两宫垂帘，枢务以恭邸领之。诸大臣中，择一二人为主笔，余则仅供参赞。其后进者，谓为打杂军机，拟稿而已。盖不如是，则意见纷歧，纪纲不肃。部院情形，亦大率类是。主笔即当事之意，人或竟以当国目之。光绪初政，文文忠（祥）、沈文定（桂芳）当事。文殁则宝师继之。沈殁则李文正（鸿藻）继之。景尚书（廉）、王文勤（文韶）、潘文勤（祖荫）、翁文恭（同龢），先后入直。王、潘旋入旋出。至甲申，则以礼亲王（世铎）代恭邸，并令醇邸参预大计。余则全体罢免，易以额尚书（勒和布）、阎文介（敬铭）、张文达（之万）、孙文恪（毓汶）。不数日，许恭慎（庚身）以前充领班章京，谙悉体例，亦入直办事。张年老而阎旋退直，孙文恪便当事。嗣许殁，徐忠愍（用仪）入焉。甲午，朝鲜事起，先令翁文恭、李文正参预军事。冬间，额张出，即令翁、李入直。旋恭邸复起。孙因病自请开缺，文恭、文正复当事，刚相国（毅）继额而入直。丁酉，徐忠愍出，钱侍郎（应溥）、廖总宪（寿恒，后升尚书）更迭入直。戊戌夏，文恭被黜，旋而恭邸薨逝，复召王文勤入直。时同直为刚相国（毅）、启尚书（秀）、廖尚书（寿恒）、裕尚书（禄）。八月政变，荣文忠以直督到京，即令入直；裕尚书出任直督。己亥十月，廖尚书退直，以赵尚书（舒翘）继任，其时刚相亦颇用事。庚子，拳匪倡乱，载漪袒拳弄柄，奴视枢臣，暴戾恣睢，枢廷几为之蹂躏焉。乘舆西狩，文勤一人随行，荣文忠随由保定奔赴陕西行在，即命入领军机。诸大臣陆续至，礼邸遂改任他差。和议成，勒办祸首，启秀在京正法，赵舒翘在西安赐自尽。事平回銮，军机不以亲贵领班，即以文忠任之。余丙午到京，文忠已逝，庆邸继文忠领班，而鹿相国（传霖）、瞿相国（鸿机）、徐尚书（世昌）为之辅。枢廷略具规模，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。辛酉之后，亲贵蜂起，纪纲尽弛，枢政益歧。吁，既灌以往，吾不欲言之矣。李文正当国，虽不免有偏执之议，而风裁端整，视事谆恳。余时到部未久，即颇蒙其青睐。张文达名士风流，颇有不羁之概，然其久历封疆，饶有识解。中东之役，渠正管部，余于私宅画诺之余，谈论时局，颇多感叹，盖知其不得志然也。老成典型，至今有余恋焉。
鹿文端丙午时，与瞿、徐同直枢廷。三者之中，以文端为最无权，两耳重听，人不免以伴食视之。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，煞有经验。余候简在京，约三个月，时往谒之。门庭冷落，余每到辄纵谈不倦。尝太息谓余曰：“中国百姓太愚，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，如何得了！”余归而告人曰：“大家笑鹿中堂，虽做过外官，其实外官之事，亦不甚了了。今观其所言，何等了了！”盖当时风气日非，虽有老成人，亦供人狎侮而已。
翁文恭美须髯，风采奕奕，忠君体国，尤喜汲引人才。甲午主战，丧师辱国，无可讳言，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。恭邸复出，深资倚任，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，爆直逾四年，戊戌四月罢免。八月政变，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，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，被人谗毁。况所谓政变者，不过出诸一人之口，变究未成；群儿作戏，虽变亦何能通？文恭即未去位，岂肯与闻其事耶。至谓两宫之间，不善调护，不无离间嫌疑。然文恭身为师傅，处难处之地，尽有难言之隐，亦即有可原之心。文恭于宣统时，明诏开复，追予谥法。今者国事已矣，此等莫须有之言，正不必剖辩是非，徒乱人意也。
余于翁文恭之侄孙弢夫廉访（斌孙）为同年，然于私宅未尝一谒。且文恭于余在京时，从未到过吏部，亦并无堂属之谊。一日因查办仓案，堂司各官群集仓署，文恭独于稠人中，趋而与余言，甚致殷勤之意。余得京察记名后，逾年未简放。文恭屡言之于恭邸而未得，当缘简放官缺，虽由军机大臣公同进单，而拟放何人，须由领衔之亲王开口，他人不能预也。有一日，建昌府缺出，文恭在毓庆宫先奏。德宗谓：“今日建昌府缺，请简某人。”故召见。军机进单时，不待恭邸开口，便由御笔圈定。余谢恩后往谒，文恭具道抱屈之意。余曰：“此皇上天恩也，何敢不感激！”文恭悚然致敬。后因徐忠愍与人私言当日原委，余始知文恭汲引之力，固煞费苦心也。
徐忠愍为吏部侍郎时兼军机，于部务却稍可主持。人极通达，与余最相得。余当时颇露圭角，徐告人曰：“是不可干以私者也。”甲午战后，余颇急乞外，而徐以班次在后，爱莫能助，时常道歉，其情固甚可感也。余出京后，渠于丁酉出军机。拳匪之役，与许侍郎（景澄）、袁京卿（昶）同罹于难。和议成后，始行昭雪，追予谥法，浙人目为三忠。无妄之灾，不能五天道，宁论之慨也。
王文勤人极圆通，人以琉璃球目之；然其扬历中外，老成持重。任吏部侍郎时，判事敏决，满腹精神。庚子拳乱，渠适在军机，以白发老臣一人，相从西幸，备极贤劳。余丙午到京，见其老态龙钟，视乙未在天津节署见时，风采顿减，然惓惓忧国之意，溢于词色。且对余言：“大家皆抱怨老太太（指孝钦言）。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，则大事更不可问。”言下盖别有感慨也。
余到京时，初未识荣文忠。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，风度翩翩，饶有才干。光绪初元，任工部尚书。步军统领，当时已铮铮有声，嗣因事镌职。有一日，在宝师处听剧，与之同席而坐。钟杰人同年以闽语问余曰：“这一个山查是否续燕甫？”（两淮运使续昌）余曰：“不是。续燕甫我见过。”荣文忠亦用闽语答曰：“汝们说福州话，我们亦会说福州话。”杰人乃问其贵姓台甫，渠以荣禄号仲华对。余知不妙，遂移往他坐。后数日，昆师告余曰：“荣仲华告我，汝与杰人以福州话唐突他。”余曰：“杰人问这个山查是否续燕甫。山查者，闽人指红顶言也，并非谐谑。”师闻之大笑。后在师处屡相见，渐渐往来。嗣文忠起复，任西安将军，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见赠。盖以“山查”二字，遂订交情。其实文忠之先人为闽副将，后以总兵殉粤匪之难。时文忠尚幼，寄读于饶提督（廷选）家，即林赞老之岳也，故于闽人感情加厚。余出京后，以雪泥之隔，并不与之通信。戊戌政变，文忠以直督入军机，从容弭变，保全实多。拳乱西行，趋赴行在，维持大计，煞费苦心，朝局赖以底定，厥功伟焉。丙午到京，惜不复见，为之怆然。
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，尝谓余曰：“福箴庭（锟大学士）岂有此理，昨日在朝房，竟骂人曰麻烦（麻烦即累赘之意，京城土语）。似此伧夫口吻，如何做得中堂。”余闻之悚然。盖当时朝纲整肃，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。又尝讥恩中堂（承）曰：“汝看恩中堂，凡事都说是照例。他做中堂，本是照例；即其面目，亦是照例。”盖嘲其方面，田田庸庸，得厚福也。细思之，不觉失笑。
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，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。部院堂官，不尽皆科甲人员，其中人才之杰出，亦有可指者，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。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（寿）事理通达，风裁峻整。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，每见其入宫门时，群阉严惮，不敢正视。在部时，与余亦甚相得，惜相处不久，旋薨于位。及今思之，尚有余慕也。
溥倬云（兴）为主事时，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。后升尚书，以病免。余简建昌同时，户部郎中有（泰）亦放陕西知府，其兄玉岑尚书（良）告人曰：“近日放两知府，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。”又为之说曰：“官阶道尊而府卑。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，谓府独当一面，可办事也。”此说虽非杜撰，宝师曾与余言之，其实亦慰藉语耳。后礼部应诏，保荐人才两人，余与焉，领衔者即尚书也。
端午桥官工部时，与余多同事工程。后由霸昌道，不十年游历封疆。丙午夏，余到京，相见于庆邸，初几不相识，后乃告余曰：“隔别多年，君竟留须矣（余四十二岁到建昌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，特于接印之日留须）。当时君记名，我尚未记名。君记之否？”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。旋渠改督两江，余简放苏州，竟成属吏矣。然总督驻扎江宁，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，尚少直接关系。故渠在任，有盛行赂贿之名，而余则一毛不拔，虽未邀其青眼，却未曾稍有龃龉也。渠少颇不羁，自为满人，偏诋满人为不肖。鉴赏金石，颇负时名。惟其热中太甚，倒行逆施，知进而不知退。自调直督罢斥后，仍求四川一差，以为再起之计，致遭惨杀，死事不无可悯。然平心而论，不得谓非自取也。
同部升吉甫主事（允），汉军旗人，由举人出身，分吏部候补，而无甚出色。中法战争之前，有一日，递一条陈，请代奏。时万文敏公（青藜）任尚书，接其摺子。适余与戴艺甫（锡钧，后简放大名府）同往启事，文敏乃谓余二人曰：“此系公事，可以公言。”余看其摺子，意谓洋人太横，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，预定一日期，各省各派一大臣，计算程途，同日到省，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，不得走漏风声，致令逃逸。定例司员代递封奏，应守秘密。文敏喜诙谐，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，亦示调侃之意。升、戴与余同事，日日见面，本皆相好。下堂时，戴诘之曰：“汝知洋人尚有国否？汝杀其人，能杀其国否？”二人舌剑唇枪，互相争辩。余以他词乱之始止。余出京后，升竟入译署作章京，后又出洋保候补道，不知如何升转，由陕藩氵存擢甘督。庚子西狩之役，升在陕西迎驾。太监沿途骚扰，渠力裁抑之，铮铮有声。嗣又弹劾权贵，不稍假借，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。余出京后，即与之断绝往来。今忽录其少年轶事，非扬其短也；士隔三日，刮目相待，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。
余戊寅到京，其时外交事尚简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省文则曰总理衙门，文言曰译署。堂官则名为大臣，司官则照军机例，名曰章京，由阁部人员考充之。光绪季年，厉行新政，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，且冠诸部之上。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，后改为专官；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，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。
叔岳辞叔耘副宪（福成）出使外洋，甚著声望，当时之熟悉洋务者，无出其右。余欲从而学焉，渠曰：“洋务究属偏才，政治家宜求其全者，何必见异思迁？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，非仅懂西文、娴西语，遂可称职也。”余虽韪其言，然旷观时势，于外交事，仍时常留心。当中法未战之前，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，于洋务极意研究，曾借译署历年档案，而属余分手抄之。余遂得习知故事，见咸同年间，外国所来照会，肆意谩骂，毫无平等地位，与近日之来往文字，迥不相同。自因圆明园被毁，城下乞盟，为彼族所蔑视。迨后交际稍娴，外貌遂渐改焉。当时之讲求外事者，皆曰办洋务，后则改为办新政，今则直言外交矣。
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，宝师叹曰：“劻贝勒只是一布伊唵邦（满语，译为内务府大臣）材料耳，如何能办外交？”盖庆王名奕劻，本系贝勒，后加郡王衔。晋封亲王，久长译署。拳乱后，荣文忠因病出缺，庆王遂秉国柄，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。回思吾师当日之言，益信国祚与人才，不得谓无关系也。
鸦片起衅，香港被占。以后外交迭次挫折，不必言矣。洎天津大闹教案，正值普法交战时代，曾文正不知外情，迁就结案。当时外人行险徼幸，中国竟为所愚，亦不可谓非外交之暗也。中俄立约，崇厚违训越权，几成大错。曾劼刚公使（纪泽）竟能以口舌之力，毅然改约，朝野称庆，此为外交转机之一端。中法一役，法侵越南，中国起而救之。无如器械不精，将才缺乏，黑旗刘永福孤军无援，致遭败衄。然划界议和，犹能不赔兵费，此亦外交中不幸之幸者。乃甲午、庚子两役，一则赔款二万万，一则赔款四万万，继而德、俄、英、法纷纷借地，迹近瓜分，外交又一败涂地矣。天假之缘，欧战大兴，群雄无暇东顾。此数年中正国家闲暇之时也，乃不知御侮，壹意阋墙，竟若外交为无足措意者。瞎马临池，彼仆此起，噫，尚何言哉。
同乡沈文肃公，己卯以两江督入觐。余就询时事，文肃曰：“中外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，中国人不必遽自馁也。”要言不烦，其识见自有过人处。旋阅王芍棠中丞（之春）使俄草述各国情形，亦非一味颂扬。特因笔墨稍平，不能如曾劼刚袭侯、薛叔耘副宪两日记风行海内。然其于欧战之萌蘖，党祸之蔓延，言之固不无影响也。
纯庙崇尚文学，欲亲领棘闱风味。有一科会试，托一举子名，领卷进场，坐龙字第三号。未及终场，即传呼开门而出。遂御制一七律，末有“从今不薄读书人”之语，刊在至公堂屏门。所坐龙字巷，余会试时适坐其间，见第三号粉壁中书一“龙”字，近禁人坐。上有老树一株，亭亭如盖，似后来点缀而成。即坐号适打“龙”字，亦殆当时暗通消息欤！然此一番佳话，已足黼黻升平矣。
考试试差虽以考取名单为凭，而遇放差之日，仍应由礼部具全单，题请圜出。编修罗（嘉福）考差时，未取在八十名之内。太后于题本内，误圜其名，而阅考取名单，却无此人。太后曰：“我错了，如何是好？可挖补否？”军机奏曰：“御笔既圜，自是其人有造化；考取名单不过作一标准，可不必拘泥。”而罗遂得差矣。罗后以太守告病，适其时火焚其庐，藏书全毁，宝师因为余谈及此事。可见当时名为君主，实完全一内阁制也。
从前朝殿考试，虽不无暗通关节，究不能坦然为之。故三鼎甲次序，必以读卷大臣官阶为准，虽系锢习，亦足以示制防。昆师屡与阅卷之役，遇不如意事，辄与余痛言之。某科殿试，读卷官有吏户两尚书。户部尚书得一卷，取第一，要作状元。虽碍于习惯，须让宪纲在前者所取为首选，然究非官话。因商之大众，非以其所取第一为状元不可。吏部尚书乃怒曰：“论此卷之字，不必为状元；即论此人，亦不必为状元。”昆师告余曰：“弥封阅卷，何以知其人之该做状元与否？此老说话，亦太不检点矣。”后来赌气累日，大家调停，卒以户部尚书所取者居首。然名次黄笺已贴，更改为难。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书，起而言曰：“若要改名次，我却带有刮刀。”乃袖出刮刀改之。汝想应试者带刮刀，岂有阅卷者亦带刮刀？此真无奇不有矣。又一次殿试阅卷，榜眼已取定矣，其卷中“闾阎”二字，误作“闾面”。昆师与福中堂同在读卷之列，福中堂挑出“闾面”二字，以为不典。有素著文名之某尚书乃曰：“闾面对檐牙。古人诗句，记曾有之。”大家遂随声附和，不复更动。榜发后，士论哗然。昆师举以告余，而深恨福中堂之无用也。又一次大考翰詹，昆师派阅卷，到南书房时特早。太监持一诗片出，曰：“有旨，要取此卷为第一。”昆师对曰：“今日是尚书孙毓汶领衔，俟其来时再承旨。”孙到，师告之曰：“我阅卷多次，未奉过如此旨意。今日是君领衔，且又是军机，消息灵通，请君斟酌可也。”后揭晓，人言啧啧，师乃以此事缘起与余言之。盖当时馆选渐宽，品流渐杂，不无越轨举动，相摩相荡，水火混争。而诋讠其科举者，遂得有所藉口矣。
从前京官，以翰林为最清苦。编检俸银，每季不过四十五金，所盼者，三年一放差耳。差有三等，最优者为学差。学差三年满，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，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。次则主考，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，最苦如广西，只有九百金。若得乡会房差，则专恃门生贽敬，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，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，亦慰情胜无耳。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。若主考则劳甚，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，整理行装，而以预备联箑为最忙。礼联礼箑多自购写，到省分送官僚，以为送程仪之招。省之督抚，按照缺分肥瘠，预先派送。各省各有约数，临行时全数汇齐。辞曰馈赆，固光明正大，浑然无迹也。至于出京程途，远者逾两个月，至近者亦须旬日。冒暑遄征，无间晴雨，非赶八月初到省不可。到省后，即闭入闱中，埋头阅卷，一个月而始放榜，盖已筋疲力尽矣。出闱后，略事酬应，仍按驿回京。省分远者，往返须半年辛苦。然得之者意足心满，虽归囊盈绌不同，似亦不甚计较也。若学差则不然，官阶大小不同，省分肥瘠亦异，三年两次，周历诸郡，随带幕友书役，竟是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气象。且公费难依定额，供给取诸州县，关防之疏密，取与之严滥，即提调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。本人亦未尝不感困难，然外面则堂哉皇哉，不失为督学礼制也。
有一科考差，钦命诗题“尚贤兴功”，得“官”字。同乡皆不知题旨。姨丈龚禹畴侍御（履中）曾以赀郎官兵部，辛未入翰林，是日亦与考。乃谓同乡曰：“我在兵部时，记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额。兵部是夏官，题旨其殆出自《周礼》欤。”同乡以龚丈长厚，固不疑其诳，然总不敢轻信。周旭斋舍人（云章）乃以“人才贡夏官”五字，在第一联押“官”韵。出场语人曰：“我阁中书命轻，第一联押‘官’韵，固不合格；然果得旨，即不合格，亦复何碍？”后乃得一房差。而龚丈不特“夏官”二字不敢用，且“周官”二字亦不敢用，卒不得差。神差鬼遣，一似龚丈兵部资格，专为周舍人效力也者，何其巧耶？可见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，真足以颠倒豪杰也。
嘉道年间，考差学政、主考，阁部亦一体简放，不专属之翰林。咸同以降，翰林拥挤，此差遂多归之。阁部之得试差房差者，十只一二，而学差则绝无矣。余当癸巳时，因甲午京察无望，颇思于考差时卜一胜负，亦见猎心喜意也。习白摺，学试帖，月有常课，字虽未工，而诗却合格，兴致亦尚不浅。不逾时，忽调考功掌印，甲午可得京察，出乎意料之外。遂不复作得差之想，考差时草草成篇，未刻即交卷出场。数日后，阅卷者传出诗句，知吾之卷已在陈侍郎（学棻）手，取列第七。同乡太史群相庆，以为必得阔差，实亦半有妒忌意。因思此次所以想考差者，为本届不得京察也；今既得京察，本无得差之必要。况取在第七，他人或通声气，固可得大差，若余寂然不动，所得者，不过一房差耳，吾何取焉？乃遇顺天乡试及会试，进题本时，俱预先告假，以示与人无争之意。然亦别有所感触然也。凡放试差，五月初一，以远省云贵为首批。陆续放至七月，以近省山东为止。八月初一放学差，初六放顺天主考房考差。时有一打油诗嘲不得差者，云：“自从云贵盼山东，盼到山东又落空。学政乡房都过了，团圞家宴月明中。”其作谑亦殊虐矣。余于乡房告假后，戏谓人曰：“我考差费到半年工夫，今日告假，获免打油诗奚落，犹足以自豪也。”
乡会试及朝殿各试卷，归礼部没库保存，阅十科焚毁一次。余在京时，适届焚卷之期。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，托其将原卷取回。同乡熟人之卷，亦取出互阅，获隽文字，浓圈密点，各有可观。唯试帖多有笑话。盖馆阁重试帖，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，平时专习八股，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。陈伯双侍御（懋侯）以名翰林叠掌文衡，字不甚工，而试帖却佳。乃观其癸酉乡试试卷，诗题系“月过楼台桂子清”，诗中有“玉露涓涓冷，金风阵阵轻”一联。渠以能诗自喜，每当其高谈阔论时，余必诵此联谑之。伯双归道山已三十年矣，回首当时文酒过从之乐，不禁慨然。
闽谚曰：“进学是文章，中举是命。”俗语流传，习焉不察，而不知煞有道理也。学政取秀才，试卷较简，幕友又多，场中固不免有遗珠。然其入选之卷，总有一篇稍妥文字。且笔迹优劣，亦较有标准。若乡会试则不然，试卷黑格朱书，本已目迷五色；时间既逼，卷帙又多，一人精神，一日看数十艺，已属神昏目眩，况三场十四艺。以十余日工夫，每人须看数百卷，统计之，即是数千艺，岂有不颠倒错乱哉？俗言朱衣点头，考官只有听命朱衣而已。余在赣时，曾考过府试五次。当时精神何等健旺，乃初看二三十艺，自易斟酌。及看过五十艺，字便不认得，题目亦遂不记得。屡试不爽。况乡会场繁冗，十倍于此乎。凡事非亲历其境，殆未易知艰苦欤。
京师场弊，自大学士柏葰（原名柏俊。因刑例凡伏法犯人，名字有好字面者，必加偏旁，使不成字）。正法后，功令为之一肃，数十年诸弊净绝。然弊虽绝，而阅卷之力不暇给，则无以易也。况每科总裁，必有一老中堂或一老尚书。尝闻有满中堂充总裁，临场不耐看卷，只将荐卷排作一圈形，置鼻烟壶其中，将壶一转，头向何卷，即中何卷。虽属谬举，然倚老卖老，任意作剧，类此者当尚不少。即宝师充总裁时，亦谓：“我只看诗，诗好则文无不好。”师喜作诗，故所言如此，可见其看文之不经意也。且闻房考阅卷，亦非逐卷批点，不过如走马看花，择其悦目者取而荐之。其余落卷，则预拟一空泛批语，如欠警策、未见出色之类贴之，并于文内补点数语，此卷便算毕命。其有落卷批出疵病者，皆由荐后不中，或拟荐未荐之卷，重新加批，非初阅卷时便如此精细也。更有房考性懒，将补批补点之事委诸家丁者，家丁亦有倩友人冒充者。房考多年力精壮之人，何至如此荒谬？实因时间匆促，势逼使然也。某科有一举子落第，取落卷一看，内批“火腿一支”四字。后查房考系熟人，携卷与之理论。房考仓猝答曰：“大错了！此系向供给所取物之条，他们如何误贴在卷上？”举子乃大闹曰：“好，好，汝们作房考，只知需索火腿，将我卷不看，交与他们贴批。他们何人？明明汝家丁也。”房考曰：“我为的与汝是熟人，是以说老实话。汝何必打起官话来。”举子曰：“我三年辛苦，文章不能劳汝一顾，说甚么熟人？”房考曰：“若打官司，我们交情，汝当不忍；若论赔偿，此事如何赔得起！我是穷翰林，汝所深知。我厩中只有一骡，汝牵去便是。”举子曰：“罢了。”遂牵骡而去。此亦考官坐罚之一重公案也。
前言乡会场试帖向不讲究。兹又记一事，可证明者。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，家赀颇富，大吏又器重其才，人多妒之。某科其子两人同榜中式，人谓其子本不通，且两子同榜，显有场弊。经言官奏参，奉旨查办。余充承办司员，开手自以调阅试卷为先。三场文字，甚为平庸，而试帖有“落日照桑摊”一句，则奇劣。大家商议，看此文字，决非枪替；而此外又别无关节破绽可寻。若仅以此诗句，指为文理荒谬，而乡会试帖非朝殿可比，向不苛求。且“桑摊”二字，安知不别有僻典耶？实亦大家重兴大狱，遂从宽发落焉。《制艺丛话》博引繁证，说得文章何等有价；今言场中衡文毫无凭据，两说岂不相悖？不知披沙拣金，既拣得金，自有价值；若是金而不及拣，不是金而误以为金，此中自有朱衣在也。
丁丑，昭兄与余同会试。首场诗中，“痕”字讹为“浪”字，系属失黏。当时检出，疑未即改，遂忙而交卷。场后急欲回家，以为必难徼幸也。乃榜发竟中，谒房考，看原卷“浪”字果未改。以为磨勘一定罚科也，乃告殿归去，以待下科补殿（中后不殿试，谓之告殿；下科补试，谓之补殿。）后来磨勘，居然无事。或云，场后试卷，房考必覆校一次，尽可设法改正；或云，磨勘亦有勘不出时候，皆未可知。此又试事之难以常理论者也。
传胪之日，余随班行礼。皇上将升殿，时丹陛上有一曲柄黄伞，便扶之而起。殿下盘一巨绳，长逾数丈。初不解其为何用，忽殿上赞：“鸣鞭！”有一人手执绳头，抖擞扑地，声震殿瓦，如是者三。然后皇上即升殿。首引一甲三名，跪于前头，次引二甲一名，又次引三甲一名，向前跪。旋即鸣赞行礼奏乐。迨礼毕各散，三鼎甲出正阳门，骑马归，礼官送之及第而返，此所谓及第也。二甲以下，则由旁门出，无人过问矣。鸣鞭之制，凡升殿皆然，不独传胪然也。民间放爆谓之放鞭，盖即取此义欤。
余试卷自卷库取出，由粹弟收藏，近已散失大半。今所记者，会试首场题目，首系“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”二句，次言“而世为天下，则三见贤焉，然后用之”。诗“露苗烟蕊满山春”。二三场题目，则记不起矣。乡试首场题为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”一章，次为“不大声以色”，三为“人知之亦嚣嚣，人不知亦嚣嚣”。诗为“南飞觉有安巢鸟”。次场《易经》题：为布为釜；《书经》题：弗询之谋勿庸；《诗经》题：维莫之春，亦又何求？如何新畲？《春秋》题：冬，会陈人、蔡人、楚人、郑人盟于齐（僖公十有九年）；《礼记》题：孔子曰：“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”三场策题，亦未能记出。乡会覆试及朝考题目，苦思不得。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“雪白蔷薇红宝相，终难定其为何场”也。会试中二百十一名，卷为钱师所取；乡试中六十一名，卷为孙师所取。文不高而名次低，本不足异，唯乡试二场五经文，取而进呈御览，为可异耳。照例主考覆命，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，进呈御览。首场多用元魁之文，二三场却不拘，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。可见场中阅卷之忙，文章之无凭据也。今科举已停，余以生员切己之事，未及六十年，尚不能记清题目，过此更无人过问矣，故琐琐言之。
京师史馆林立，余无分与修史事。时《会典》适开馆，余充协修之职，盖吏部一门，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。余分得稽勋司三卷，原本尚多罅漏，随意修饰，数日即交卷。同时部中无好手笔，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。谁知依样葫芦，而全书成矣。余且得升阶保案焉。盖向来修纂官书，不过聚翰苑高才，分任纂修协修之役，精粗纯驳，各视其人之自由。总其成者，半皆耆年高位，以不亲细事为习惯，略观大意，信手批阅，即付剞劂。风行海内，人人遂奉为圭臬，以讹传讹，流毒无穷；迨识者指其错谬，已无从补救矣。此亦文字关系，不可以常理论也，人特习焉不察耳。